第十六章 缺氧
就这样，在“鹦鹉螺号”的上方、下方，都是无法穿透的冰墙。我们成了大浮冰的囚徒了!加拿大人用他粗大的拳头捶打着桌子，康塞尔一声不吭。我盯着尼摩船长，他脸上又恢复了平常的冷漠神情。他交叉双臂，思索着。“鹦鹉螺号”再也动弹不了了。
终于，船长发话了。
“先生们，”他语气平静地说，“在我们这种情况下，有两条死路。”
这个不可理喻的人物好像是一个在给学生做论证的数学老师。
“第一，”他接着说，“是被压死。第二，是窒息而死。我还没说到有饿死的可能性，因为‘鹦鹉螺号’船上的食物储备肯定坚持得比我们还久。那让我们考虑一下被压死和窒息而死的可能性吧。”
“对于窒息，船长，”我回答，“是不足为患的，因为我们的储气罐储备是满的。”
“说得对，”尼摩船长说，“可它只能提供两天的空气。而且我们目前已经潜入水中36小时了，‘鹦鹉螺号’船上的混浊空气已经需要更换了。在48小时以后，我们的储气就会耗光。”
“那好!船长，我们一定要在48小时前脱身。”
“我们至少会试一试凿穿包围着我们的冰墙的。”
“凿哪一边?”我问。
“探测器会告诉我们的。我将让‘鹦鹉螺号’停在下面的冰层上，我的人穿上潜水服，就可以打穿冰山上最薄的冰壁。”
“我们可以打开客厅的嵌板吗?”
“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们再也不走了。”
尼摩船长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一阵笛声传来，我知道储水器正在充水。“鹦鹉螺号”慢慢地往下沉，最后在350米深度的一块冰面上停下来，这是下层冰层沉在水中的深度。
“我的朋友们，”我说，“情况严峻，但我相信你们的勇气和你们的能力。”
“先生，”加拿大人回答我说，“在这种时候，我是不会指责为难您，使您烦的。我时刻准备着为大家的脱险贡献一切。”
“好，尼德，”我握着加拿大人的手说。
“我补充一句，”他接着说，“我拿铁镐就像拿鱼叉一样得心应手，如果我对船长有用的话，他可以吩咐我干活。”
“他是不会拒绝您的帮助的。请这边来，尼德。”
我领着加拿大人来到“鹦鹉螺号”船员正在穿潜水服的房间里。我向船长转达了尼德的提议，船长马上就接受了。于是加拿大人穿上海底工作服，一会儿就和他的工友一样准备妥当了。他们每个人背上背着一个充满着大量纯净空气的卢卡罗尔空气箱。“鹦鹉螺号”船上的储气罐已经抽出了不少空气，但这是必要的。至于兰可夫灯，在这片灯光通明的水中是无一用处的。
当尼德穿备完毕后，我就回到客厅里。玻璃窗打开着，我站在康塞尔旁边，观察着支撑着“鹦鹉螺号”船只的四周的冰层。
几分钟后，我们看到了大约有十二个船组人员走到了冰层上，其中有尼德·兰，他身材高大，容易辨认出来。尼摩船长也跟他们在一起。
在凿墙之前，为了保证工作方向的正确性，尼摩船长让人做了一些探测。船员把长长的探测针钉进每侧的冰壁中，但钉到15米处，探测针还是受到厚厚的冰墙的阻挡。开凿上面的天花板是没用的，因为大浮冰本身的高度就超过400米。于是尼摩船长探测了脚下的冰层。结果是在那里，有10米的冰层把我们和水隔开了。这片冰地的厚度就是这样。从这以后，我们就要凿开一块与“鹦鹉螺号”从浮标线处算的面积一样大的冰块。也就是要挖出约6500立方米的冰，才能凿开一个我们能由此下沉到冰田下面的水中的大洞。
工作立即开始，并以一种不知疲倦的乐观精神进行着。但我们不能在“鹦鹉螺号”的周围挖掘，这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困难，于是尼摩船长让人在距船左舷后部8米处画了一个大圆圈。然后，他的人就同时在这个圆圈里的几个点上挖掘。一会儿，铁镐就开始猛烈地敲击着这块坚硬的物质，一些大碎冰从大冰块上被挖了出来。由于特殊的重力作用，这些比水轻的冰块，浮到了隧道的顶部去。于是下方的厚度在变薄，而上方的厚度不断加厚。这无关要紧，只要下面的冰壁随着上面的冰壁变厚而减薄同样的厚度就行，经过了两个小时的奋战，尼德·兰精疲力尽地回来。他的同伴由新的工作人员换下来，我和康塞尔也加入了新的工作人员行列。这回是“鹦鹉螺号”的大副指挥我们。
我觉得海水出奇地冷，但我挥舞起铁锹，一会儿就暖和了。尽管是在30个大气压下干活，我的行动却很自如。
干了两个小时的活后，当我进去吃点儿东西和休息一下时，我感觉到卢卡罗尔空气箱提供的空气与“鹦鹉螺号”中空气有明显的不同：“鹦鹉螺号”船上的空气中已经充满了二氧化碳。船上已有48个小时没有更新空气，空气中的氧气明显地很稀薄。然而，在12小时里，我们只从画出的范围内挖掉了一层厚1米的冰块，大约是600平方米。如果按每12小时完成同样的工作量算，那要彻底完成这项工作还需五夜四天的时间。
“五夜四天!”我对我的同伴们说，“而我们只有两天的空气储备。”
“且不提一旦逃出这个该死的监狱后，我们还可能被囚禁在大浮冰下，还可能和上面的空气接触呢!”尼德说。
他考虑得对极了。那谁能预测出我们脱身需要的最少时间呢？在“鹦鹉螺号”船只能够重新浮出水面之前，我们难道不会因缺氧而窒息死亡吗?难道和这冰墓中所有的一切一起葬身在这冰墓中是命中注定的吗?情形显得很可怕。但每个人都正视它，而且所有人都决定尽自己的义务，坚持到最终。
根据我的预测，在夜间，又有一层1米厚的冰层从这个大洞穴中被挖掉。但早晨，当我穿上潜水服走到温度为零下6至7度的海水中时，我发现两侧的冰墙正在逐渐合拢。由于里面的海水与外面的海水隔离，人的工作和工具的作用不能使它恒温，所以出现了冻结的趋势。面对着这个迫在眉睫的新危险，我们获救的机会还有多少呢?而且怎样阻止中间的海水冻结呢?这会使“鹦鹉螺号”船只的壁板像玻璃杯一样爆裂的。
我丝毫不敢跟我的两个同伴提起这个新危险。这除了会打击他们为了自救而作的艰苦工作的积极性外，还会有什么用呢?但我一回到船上，就向尼摩船长汇报了这个严重复杂的情况。
“我知道了，”他用他那种即使在最可怕的情况下都不会改变的镇定口气对我说，“这又多了一个危险，可我想不出任何办法来逃避它。唯一的获救机会，就是我们的工作必须干得比海水冻结快。关键是谁抢在前面。就是这样。”
谁抢在前面!最终，我还得接受这种说法!
这一天的好几个小时里，我鼓足干劲地挥动着铁镐。工作一直支持着我。再说，干活，就是离开“鹦鹉螺号”，就是能直接呼吸从储气罐里抽出来储在空气箱里的纯净空气，就是离开“鹦鹉螺号”船上的稀薄混浊的空气。
到了傍晚，冰坑又被挖出了一米。当我回到船上时，我差一点被空气中饱含的二氧化碳窒息而死。啊!为什么我们没能找到一些化学方法把这种有毒的气体清除掉呢!氧对于我们来说是不缺乏的。所有的水中都含有大量的氧，我们可以用强力电池把氧气电解出来，水说不定能为我们恢复生机。我美美地想着这个，但有什么用呢?我们呼吸出来的二氧化碳已经充满了船里的所有角落。要把二氧化碳吸收掉，就得把苛性钾盛在接收器中不断摇动。可是，船上没有这种物质，而且也没有其他替代物。
那天晚上，尼摩船长不得不打开储气罐的闸门，在“鹦鹉螺号”船内放出几股清新的空气。如果没有这种预防措施，我们就都会醒不来的。
第二天，3月26日，我又继续干我的挖矿活，挖掘第五米的冰层。两侧的冰壁和大浮冰的下部明显地增厚了。显然，在“鹦鹉螺号”脱身之前，它们会合拢到一起的。失望一下子攫住了我，铁镐差点从我的手中飞出。如果我就要被这些凝结得像石头一般坚硬的海水挤压得窒息而死——这是一种连凶残的野蛮人还没发明的肉刑，那挖下去还有什么用呢?我仿佛掉进了一只怪兽那正无法抗拒地合拢上的大嘴中。
尼摩船长指挥着工作，他本人也加入在干活的行列中。这时，他从我身边走过。我用手碰碰他，给他指了指我们的监狱的两侧墙壁，船右舷的冰墙至少向“鹦鹉螺号”的船壳靠近了4米。
船长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他向我打了一个跟他走的手势。我们回到了船上。我脱下了潜水服，跟着他走进了客厅。
“阿龙纳斯先生，”他对我说，“应该表现出一些英雄气概，否则我们就会被封冻在这冻结的海水中，就像被封在水泥中一样。”
“是的!”我说，“可该怎么做呢?”
“啊!”他喊道，“如果我的‘鹦鹉螺号’能顶住这种压力，不被挤碎，那会怎么样呢?”
“什么?”我没听明白船长的意思。
“您不明白，”他回答说，“水的凝固作用会帮我们的忙的!您没发现，由于水的固化，它会把囚禁着我们的冰田绷裂，就像它凝固时会把最硬的石头绷裂一样!难道您没意识到它是拯救的力量，而不是毁灭的力量。”
“是的，船长，可能吧。但‘鹦鹉螺号’对挤压的承受能力有多强呢?它是不可能承受如此惊人的压力的，它会被压成一页铁皮的。”
“这我知道，先生。那就不能指望自然的援助，而要指望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对付这种冻结。现在不仅船两侧的冰墙在收紧，而且后部和前部也只剩下10英尺的水了。冻结正朝着各个方向向我们逼来。我们必须消除它。”
“储气罐的空气能供我们在船上呼吸多长时间呢?”我问。
船长面对面地看着我。
“过了明天，”他说，“储气罐就会空了!”
我身上冒出了一层冷汗。可是，对他的回答我难道还感到惊讶吗?“鹦鹉螺号”船只在3月22日就潜入了南极的自由海中，而现在是26日。五天来，我们一直靠着船上的储气罐维持生命!这样一来，剩下来的空气应该留给干活的人用。当我记录下这些事情的那一刻，我仍活生生地记得当时那种情形，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惧攫住了我的整个身心，我的肺里仿佛都缺氧了!
然而，尼摩船长默默地思考着，一动不动地。显然，在他的脑子里刚有一个念头闪过，但他仿佛想把它推开：他自己在否定自己。终于，从他的嘴唇里蹦出这几个字：“滚开水!”他喃喃地说。
“滚开水?”我喊道。
“是的，先生。我们被困在一个相当有限的空间里。如果‘鹦鹉螺号’船上的水泵不断地泵出滚开水，这难道不会使水层的温度上升并推迟它的冻结吗?”
“应该试一试。”我坚决地说。
“我们试一试吧，教授先生。”
温度计显示出当时外面是零下7度以下。尼摩船长把我带到厨房里，里面有许多为我们提供饮用水的大型蒸馏器正在运作。蒸馏器装满了水，电池的所有电热通过浸在水中的蛇形管传送出去。几分钟后，水温就达到了100度。随着滚水被抽到水泵里，又有一些新的水补充进来煮。电池发出的热力相当地强，从海中抽进来的冷水只要一通过这些蒸馏器进入水泵中，就变成了沸水。
滚水注射开始了。三个小时后，温度计显示外面的温度是零下6度。赢回了一度了。两个小时后，温度计指示在零下4度。
随着工作的进展，我被这项操作的许多显著效果折服了。我对船长说：“我们会成功的。”
“我想会的，”他回答我说，“我们不会被压碎了。我们担心的只是窒息了。”
夜里，水温上升到零上1度。注射开水再也不能使温度上升了。但因为只有再低两度海水才会冻结，所以我最终确信海水冻结的危险过去了。
第二天，3月27日，已经有6米的冰层被挖开了。只剩下4米要挖掘。可这是48小时才能干得完的活。“鹦鹉螺号”船内的空气再也不能更新了。因此，这一天的情况一直越来越糟。
一种无法忍受的沉重感压抑着我。到了下午3点钟，这种忧虑的情绪在我身上发展到了一种强烈的程度。打呵欠时我的颌骨都歪了，我的肺喘息着寻找那种可燃的、呼吸必不可少的、而且越来越稀薄的气体。我处于一种麻木的精神状态，毫无气力地摊着，几乎没了知觉。我老实的康塞尔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，忍受着同样的痛苦。但他一刻也没离开过我，而是握着我的手，鼓励着我，我还听到他喃喃地说：“啊!如果我可以不呼吸而留点空气给先生呼吸就好了!”
听到他这么说，我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我们的情形，对于所有在船内的人来说，是多么地难以忍受。所以每当轮到我们干活时，我们是多么迅速，多少幸福地穿上了潜水服啊!铁镐在冰层上回响。手臂累了，手掌也破了，但疲劳算得了什么，这点伤痛又算得了什么!生命的气体进入了肺中!我们呼吸着!我们呼吸着!
然而，却没有人延长自己在水中工作的时间。任务一完成，每个人都把维持生命的空气箱交还给气喘吁吁的同伴。尼摩船长身先士卒作出表率，他第一个遵守这条严格的纪律。时间一到，他就把空气箱让给另一个人，走进船内混浊的空气中。而他总是很镇定，没有一声怨言，没有丝毫消沉的表现。
那天，正常的工作更有效地完成了。整个范围内只剩下两米厚的冰层要挖。只有两米厚的冰层把我们与自由海隔开了，但储气罐中的空气也几乎空了。剩下的一点空气要留给干活的人，一点也不能再供给“鹦鹉螺号”船上。
当我回到船上时，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多么难熬的夜晚啊!我简直无法表达。这样的痛苦是无法描述出来的。第二天，我的呼吸受阻，头痛夹杂着昏眩，看起来就像个醉汉一样。我的同伴也经受着同样的症状。船组的几个船员也不断地喘气。
那一天，我们被困住的第六天，尼摩船长发现用铁镐铁锹挖太慢了，便决定压碎把我们同水层分隔开的那层冰层。他这个人靠着精神力量抑制住肉体的痛苦，总保持着镇定和十足的精力。他不断地思考、计划、行动。
于是按船长的指示，船轻减了重量，也就是说，通过改变自身的重心，从冰层上浮起来。当船浮起来时，我们就准备把船拖到根据它的浮标线画出来的大坑上，让它的储水器充满水，再把船往下一沉填进坑里。
这时，所有的船组人员都回到了船上，两道与外面相通的门都被关上。“鹦鹉螺号”船只于是停在一米厚、被探测器钻了上千个洞眼的冰层上。
储水池的闸门完全打开，100立方米海水涌了进来，“鹦鹉螺号”船只的重量一下子增加了10万公斤。
我们充满希望地等待着，聆听着，忘记了自己的痛苦。我们把获救的宝压在这最后一招上。
尽管我的脑袋在嗡嗡作响，但过了一会儿，我就听到了“鹦鹉螺号”船体下传来了一阵颤动。撞击开始了。随着一声奇特的、像纸被撕破一样的声音的撞击声，冰层被撞开了，“鹦鹉螺号”往下沉。
“我们穿过去了！””康塞尔附在我的耳边小声地说。
我不能回答他的话。我紧紧地抓着他的手，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。
突然，由于吓人的过度负重，“鹦鹉螺号”像一发炮弹一样陷进水中，仿佛像在真空中一样往下掉。
于是所有的电力都又输送到水泵上，水泵立即开始把储水池里的水排出来。几分钟后，船的下滑停止了。而且几乎同时，压力表就指示出船在上升。机轮全速地转动，船壳到铁钉整个都在颤抖，船载着我们向北疾驶。
但从大浮冰到自由的海水中，还有多少航程呢?还要一天吗?那我早会在到达之前就死掉了。
我半躺在图书室的沙发上，喘不过气来。我的脸色发紫，嘴唇变蓝，我的机体丧失了一切功能。我再也看不见，听不见。时间的概念已经在我的意念中消失了。我的肌肉也不能收缩了。
我不知道这样过去了几个小时。但我意识到我已经到了垂危之际，我知道我快要死了……突然，几丝空气渗进了我的肺部，我苏醒过来。我们回到了水面上吗?我们穿过了大浮冰吗?
不!是尼德和康塞尔，我的两个忠诚的朋友，他们牺牲了自己来救我。空气箱底还剩下几丝空气，但他们没有把它呼吸掉，而是留下来给我。而且，当他们喘不过气来的时候，他们却一点一点地给我注入了生命之源!我想把空气箱推开。但他们按住了我的手，就在那几分钟内，我痛痛快快地呼吸了几口。
我的眼光移到时钟上。是早上11点，应该是3月28日。“鹦鹉螺号”船只正以每小时40海里的速度发疯般地疾走着，在海水中挣扎着。
尼摩船长在哪呢?他死了吗?他的同伴与他一起死了吗?
这时，压力表指示我们离水面仅有20英尺。可是有一片薄薄的冰层把我们和水面隔开。我们不能把它撞开吗?
应该是可以的!总之，“鹦鹉螺号”会试一试的。的确，我感觉到它采取倾斜的位置，后部下沉，冲角仰起——这时要是有一股水灌进来就会打破它的平衡。然后，在强大的机轮推动下，它像一头强壮的公牛一样向冰地下部顶去，然后再往后退，再全速向冰层冲去，渐渐地把冰层撞开。终于，冰层裂开了，“鹦鹉螺号”猛地一冲，冲到了被它的重量撞破的冰层上面。
此时，嵌板一下子打开，我们可以说是解脱了，纯净的空气像潮水般涌进“鹦鹉螺号”船内的各个角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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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于，船长发话了。
“先生们，”他语气平静地说，“在我们这种情况下，有两条死路。”
这个不可理喻的人物好像是一个在给学生做论证的数学老师。
“第一，”他接着说，“是被压死。第二，是窒息而死。我还没说到有饿死的可能性，因为‘鹦鹉螺号’船上的食物储备肯定坚持得比我们还久。那让我们考虑一下被压死和窒息而死的可能性吧。”
“对于窒息，船长，”我回答，“是不足为患的，因为我们的储气罐储备是满的。”
“说得对，”尼摩船长说，“可它只能提供两天的空气。而且我们目前已经潜入水中36小时了，‘鹦鹉螺号’船上的混浊空气已经需要更换了。在48小时以后，我们的储气就会耗光。”
“那好!船长，我们一定要在48小时前脱身。”
“我们至少会试一试凿穿包围着我们的冰墙的。”
“凿哪一边?”我问。
“探测器会告诉我们的。我将让‘鹦鹉螺号’停在下面的冰层上，我的人穿上潜水服，就可以打穿冰山上最薄的冰壁。”
“我们可以打开客厅的嵌板吗?”
“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们再也不走了。”
尼摩船长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一阵笛声传来，我知道储水器正在充水。“鹦鹉螺号”慢慢地往下沉，最后在350米深度的一块冰面上停下来，这是下层冰层沉在水中的深度。
“我的朋友们，”我说，“情况严峻，但我相信你们的勇气和你们的能力。”
“先生，”加拿大人回答我说，“在这种时候，我是不会指责为难您，使您烦的。我时刻准备着为大家的脱险贡献一切。”
“好，尼德，”我握着加拿大人的手说。
“我补充一句，”他接着说，“我拿铁镐就像拿鱼叉一样得心应手，如果我对船长有用的话，他可以吩咐我干活。”
“他是不会拒绝您的帮助的。请这边来，尼德。”
我领着加拿大人来到“鹦鹉螺号”船员正在穿潜水服的房间里。我向船长转达了尼德的提议，船长马上就接受了。于是加拿大人穿上海底工作服，一会儿就和他的工友一样准备妥当了。他们每个人背上背着一个充满着大量纯净空气的卢卡罗尔空气箱。“鹦鹉螺号”船上的储气罐已经抽出了不少空气，但这是必要的。至于兰可夫灯，在这片灯光通明的水中是无一用处的。
当尼德穿备完毕后，我就回到客厅里。玻璃窗打开着，我站在康塞尔旁边，观察着支撑着“鹦鹉螺号”船只的四周的冰层。
几分钟后，我们看到了大约有十二个船组人员走到了冰层上，其中有尼德·兰，他身材高大，容易辨认出来。尼摩船长也跟他们在一起。
在凿墙之前，为了保证工作方向的正确性，尼摩船长让人做了一些探测。船员把长长的探测针钉进每侧的冰壁中，但钉到15米处，探测针还是受到厚厚的冰墙的阻挡。开凿上面的天花板是没用的，因为大浮冰本身的高度就超过400米。于是尼摩船长探测了脚下的冰层。结果是在那里，有10米的冰层把我们和水隔开了。这片冰地的厚度就是这样。从这以后，我们就要凿开一块与“鹦鹉螺号”从浮标线处算的面积一样大的冰块。也就是要挖出约6500立方米的冰，才能凿开一个我们能由此下沉到冰田下面的水中的大洞。
工作立即开始，并以一种不知疲倦的乐观精神进行着。但我们不能在“鹦鹉螺号”的周围挖掘，这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困难，于是尼摩船长让人在距船左舷后部8米处画了一个大圆圈。然后，他的人就同时在这个圆圈里的几个点上挖掘。一会儿，铁镐就开始猛烈地敲击着这块坚硬的物质，一些大碎冰从大冰块上被挖了出来。由于特殊的重力作用，这些比水轻的冰块，浮到了隧道的顶部去。于是下方的厚度在变薄，而上方的厚度不断加厚。这无关要紧，只要下面的冰壁随着上面的冰壁变厚而减薄同样的厚度就行，经过了两个小时的奋战，尼德·兰精疲力尽地回来。他的同伴由新的工作人员换下来，我和康塞尔也加入了新的工作人员行列。这回是“鹦鹉螺号”的大副指挥我们。
我觉得海水出奇地冷，但我挥舞起铁锹，一会儿就暖和了。尽管是在30个大气压下干活，我的行动却很自如。
干了两个小时的活后，当我进去吃点儿东西和休息一下时，我感觉到卢卡罗尔空气箱提供的空气与“鹦鹉螺号”中空气有明显的不同：“鹦鹉螺号”船上的空气中已经充满了二氧化碳。船上已有48个小时没有更新空气，空气中的氧气明显地很稀薄。然而，在12小时里，我们只从画出的范围内挖掉了一层厚1米的冰块，大约是600平方米。如果按每12小时完成同样的工作量算，那要彻底完成这项工作还需五夜四天的时间。
“五夜四天!”我对我的同伴们说，“而我们只有两天的空气储备。”
“且不提一旦逃出这个该死的监狱后，我们还可能被囚禁在大浮冰下，还可能和上面的空气接触呢!”尼德说。
他考虑得对极了。那谁能预测出我们脱身需要的最少时间呢？在“鹦鹉螺号”船只能够重新浮出水面之前，我们难道不会因缺氧而窒息死亡吗?难道和这冰墓中所有的一切一起葬身在这冰墓中是命中注定的吗?情形显得很可怕。但每个人都正视它，而且所有人都决定尽自己的义务，坚持到最终。
根据我的预测，在夜间，又有一层1米厚的冰层从这个大洞穴中被挖掉。但早晨，当我穿上潜水服走到温度为零下6至7度的海水中时，我发现两侧的冰墙正在逐渐合拢。由于里面的海水与外面的海水隔离，人的工作和工具的作用不能使它恒温，所以出现了冻结的趋势。面对着这个迫在眉睫的新危险，我们获救的机会还有多少呢?而且怎样阻止中间的海水冻结呢?这会使“鹦鹉螺号”船只的壁板像玻璃杯一样爆裂的。
我丝毫不敢跟我的两个同伴提起这个新危险。这除了会打击他们为了自救而作的艰苦工作的积极性外，还会有什么用呢?但我一回到船上，就向尼摩船长汇报了这个严重复杂的情况。
“我知道了，”他用他那种即使在最可怕的情况下都不会改变的镇定口气对我说，“这又多了一个危险，可我想不出任何办法来逃避它。唯一的获救机会，就是我们的工作必须干得比海水冻结快。关键是谁抢在前面。就是这样。”
谁抢在前面!最终，我还得接受这种说法!
这一天的好几个小时里，我鼓足干劲地挥动着铁镐。工作一直支持着我。再说，干活，就是离开“鹦鹉螺号”，就是能直接呼吸从储气罐里抽出来储在空气箱里的纯净空气，就是离开“鹦鹉螺号”船上的稀薄混浊的空气。
到了傍晚，冰坑又被挖出了一米。当我回到船上时，我差一点被空气中饱含的二氧化碳窒息而死。啊!为什么我们没能找到一些化学方法把这种有毒的气体清除掉呢!氧对于我们来说是不缺乏的。所有的水中都含有大量的氧，我们可以用强力电池把氧气电解出来，水说不定能为我们恢复生机。我美美地想着这个，但有什么用呢?我们呼吸出来的二氧化碳已经充满了船里的所有角落。要把二氧化碳吸收掉，就得把苛性钾盛在接收器中不断摇动。可是，船上没有这种物质，而且也没有其他替代物。
那天晚上，尼摩船长不得不打开储气罐的闸门，在“鹦鹉螺号”船内放出几股清新的空气。如果没有这种预防措施，我们就都会醒不来的。
第二天，3月26日，我又继续干我的挖矿活，挖掘第五米的冰层。两侧的冰壁和大浮冰的下部明显地增厚了。显然，在“鹦鹉螺号”脱身之前，它们会合拢到一起的。失望一下子攫住了我，铁镐差点从我的手中飞出。如果我就要被这些凝结得像石头一般坚硬的海水挤压得窒息而死——这是一种连凶残的野蛮人还没发明的肉刑，那挖下去还有什么用呢?我仿佛掉进了一只怪兽那正无法抗拒地合拢上的大嘴中。
尼摩船长指挥着工作，他本人也加入在干活的行列中。这时，他从我身边走过。我用手碰碰他，给他指了指我们的监狱的两侧墙壁，船右舷的冰墙至少向“鹦鹉螺号”的船壳靠近了4米。
船长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他向我打了一个跟他走的手势。我们回到了船上。我脱下了潜水服，跟着他走进了客厅。
“阿龙纳斯先生，”他对我说，“应该表现出一些英雄气概，否则我们就会被封冻在这冻结的海水中，就像被封在水泥中一样。”
“是的!”我说，“可该怎么做呢?”
“啊!”他喊道，“如果我的‘鹦鹉螺号’能顶住这种压力，不被挤碎，那会怎么样呢?”
“什么?”我没听明白船长的意思。
“您不明白，”他回答说，“水的凝固作用会帮我们的忙的!您没发现，由于水的固化，它会把囚禁着我们的冰田绷裂，就像它凝固时会把最硬的石头绷裂一样!难道您没意识到它是拯救的力量，而不是毁灭的力量。”
“是的，船长，可能吧。但‘鹦鹉螺号’对挤压的承受能力有多强呢?它是不可能承受如此惊人的压力的，它会被压成一页铁皮的。”
“这我知道，先生。那就不能指望自然的援助，而要指望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对付这种冻结。现在不仅船两侧的冰墙在收紧，而且后部和前部也只剩下10英尺的水了。冻结正朝着各个方向向我们逼来。我们必须消除它。”
“储气罐的空气能供我们在船上呼吸多长时间呢?”我问。
船长面对面地看着我。
“过了明天，”他说，“储气罐就会空了!”
我身上冒出了一层冷汗。可是，对他的回答我难道还感到惊讶吗?“鹦鹉螺号”船只在3月22日就潜入了南极的自由海中，而现在是26日。五天来，我们一直靠着船上的储气罐维持生命!这样一来，剩下来的空气应该留给干活的人用。当我记录下这些事情的那一刻，我仍活生生地记得当时那种情形，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惧攫住了我的整个身心，我的肺里仿佛都缺氧了!
然而，尼摩船长默默地思考着，一动不动地。显然，在他的脑子里刚有一个念头闪过，但他仿佛想把它推开：他自己在否定自己。终于，从他的嘴唇里蹦出这几个字：“滚开水!”他喃喃地说。
“滚开水?”我喊道。
“是的，先生。我们被困在一个相当有限的空间里。如果‘鹦鹉螺号’船上的水泵不断地泵出滚开水，这难道不会使水层的温度上升并推迟它的冻结吗?”
“应该试一试。”我坚决地说。
“我们试一试吧，教授先生。”
温度计显示出当时外面是零下7度以下。尼摩船长把我带到厨房里，里面有许多为我们提供饮用水的大型蒸馏器正在运作。蒸馏器装满了水，电池的所有电热通过浸在水中的蛇形管传送出去。几分钟后，水温就达到了100度。随着滚水被抽到水泵里，又有一些新的水补充进来煮。电池发出的热力相当地强，从海中抽进来的冷水只要一通过这些蒸馏器进入水泵中，就变成了沸水。
滚水注射开始了。三个小时后，温度计显示外面的温度是零下6度。赢回了一度了。两个小时后，温度计指示在零下4度。
随着工作的进展，我被这项操作的许多显著效果折服了。我对船长说：“我们会成功的。”
“我想会的，”他回答我说，“我们不会被压碎了。我们担心的只是窒息了。”
夜里，水温上升到零上1度。注射开水再也不能使温度上升了。但因为只有再低两度海水才会冻结，所以我最终确信海水冻结的危险过去了。
第二天，3月27日，已经有6米的冰层被挖开了。只剩下4米要挖掘。可这是48小时才能干得完的活。“鹦鹉螺号”船内的空气再也不能更新了。因此，这一天的情况一直越来越糟。
一种无法忍受的沉重感压抑着我。到了下午3点钟，这种忧虑的情绪在我身上发展到了一种强烈的程度。打呵欠时我的颌骨都歪了，我的肺喘息着寻找那种可燃的、呼吸必不可少的、而且越来越稀薄的气体。我处于一种麻木的精神状态，毫无气力地摊着，几乎没了知觉。我老实的康塞尔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，忍受着同样的痛苦。但他一刻也没离开过我，而是握着我的手，鼓励着我，我还听到他喃喃地说：“啊!如果我可以不呼吸而留点空气给先生呼吸就好了!”
听到他这么说，我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我们的情形，对于所有在船内的人来说，是多么地难以忍受。所以每当轮到我们干活时，我们是多么迅速，多少幸福地穿上了潜水服啊!铁镐在冰层上回响。手臂累了，手掌也破了，但疲劳算得了什么，这点伤痛又算得了什么!生命的气体进入了肺中!我们呼吸着!我们呼吸着!
然而，却没有人延长自己在水中工作的时间。任务一完成，每个人都把维持生命的空气箱交还给气喘吁吁的同伴。尼摩船长身先士卒作出表率，他第一个遵守这条严格的纪律。时间一到，他就把空气箱让给另一个人，走进船内混浊的空气中。而他总是很镇定，没有一声怨言，没有丝毫消沉的表现。
那天，正常的工作更有效地完成了。整个范围内只剩下两米厚的冰层要挖。只有两米厚的冰层把我们与自由海隔开了，但储气罐中的空气也几乎空了。剩下的一点空气要留给干活的人，一点也不能再供给“鹦鹉螺号”船上。
当我回到船上时，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多么难熬的夜晚啊!我简直无法表达。这样的痛苦是无法描述出来的。第二天，我的呼吸受阻，头痛夹杂着昏眩，看起来就像个醉汉一样。我的同伴也经受着同样的症状。船组的几个船员也不断地喘气。
那一天，我们被困住的第六天，尼摩船长发现用铁镐铁锹挖太慢了，便决定压碎把我们同水层分隔开的那层冰层。他这个人靠着精神力量抑制住肉体的痛苦，总保持着镇定和十足的精力。他不断地思考、计划、行动。
于是按船长的指示，船轻减了重量，也就是说，通过改变自身的重心，从冰层上浮起来。当船浮起来时，我们就准备把船拖到根据它的浮标线画出来的大坑上，让它的储水器充满水，再把船往下一沉填进坑里。
这时，所有的船组人员都回到了船上，两道与外面相通的门都被关上。“鹦鹉螺号”船只于是停在一米厚、被探测器钻了上千个洞眼的冰层上。
储水池的闸门完全打开，100立方米海水涌了进来，“鹦鹉螺号”船只的重量一下子增加了10万公斤。
我们充满希望地等待着，聆听着，忘记了自己的痛苦。我们把获救的宝压在这最后一招上。
尽管我的脑袋在嗡嗡作响，但过了一会儿，我就听到了“鹦鹉螺号”船体下传来了一阵颤动。撞击开始了。随着一声奇特的、像纸被撕破一样的声音的撞击声，冰层被撞开了，“鹦鹉螺号”往下沉。
“我们穿过去了！””康塞尔附在我的耳边小声地说。
我不能回答他的话。我紧紧地抓着他的手，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。
突然，由于吓人的过度负重，“鹦鹉螺号”像一发炮弹一样陷进水中，仿佛像在真空中一样往下掉。
于是所有的电力都又输送到水泵上，水泵立即开始把储水池里的水排出来。几分钟后，船的下滑停止了。而且几乎同时，压力表就指示出船在上升。机轮全速地转动，船壳到铁钉整个都在颤抖，船载着我们向北疾驶。
但从大浮冰到自由的海水中，还有多少航程呢?还要一天吗?那我早会在到达之前就死掉了。
我半躺在图书室的沙发上，喘不过气来。我的脸色发紫，嘴唇变蓝，我的机体丧失了一切功能。我再也看不见，听不见。时间的概念已经在我的意念中消失了。我的肌肉也不能收缩了。
我不知道这样过去了几个小时。但我意识到我已经到了垂危之际，我知道我快要死了……突然，几丝空气渗进了我的肺部，我苏醒过来。我们回到了水面上吗?我们穿过了大浮冰吗?
不!是尼德和康塞尔，我的两个忠诚的朋友，他们牺牲了自己来救我。空气箱底还剩下几丝空气，但他们没有把它呼吸掉，而是留下来给我。而且，当他们喘不过气来的时候，他们却一点一点地给我注入了生命之源!我想把空气箱推开。但他们按住了我的手，就在那几分钟内，我痛痛快快地呼吸了几口。
我的眼光移到时钟上。是早上11点，应该是3月28日。“鹦鹉螺号”船只正以每小时40海里的速度发疯般地疾走着，在海水中挣扎着。
尼摩船长在哪呢?他死了吗?他的同伴与他一起死了吗?
这时，压力表指示我们离水面仅有20英尺。可是有一片薄薄的冰层把我们和水面隔开。我们不能把它撞开吗?
应该是可以的!总之，“鹦鹉螺号”会试一试的。的确，我感觉到它采取倾斜的位置，后部下沉，冲角仰起——这时要是有一股水灌进来就会打破它的平衡。然后，在强大的机轮推动下，它像一头强壮的公牛一样向冰地下部顶去，然后再往后退，再全速向冰层冲去，渐渐地把冰层撞开。终于，冰层裂开了，“鹦鹉螺号”猛地一冲，冲到了被它的重量撞破的冰层上面。
此时，嵌板一下子打开，我们可以说是解脱了，纯净的空气像潮水般涌进“鹦鹉螺号”船内的各个角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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