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十五、跨越历史的会师（上）
“……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？我们四万万同胞！
强虏入寇逞凶暴，快一致永久抵抗将仇报！
家可破，国须保！身可杀，志不挠！
一心一力团结牢！努力杀敌誓不饶！
努力杀敌誓不饶！
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？我们四万万同胞！
文化疆土被焚焦，须奋起大众合力将国保！
血正沸，气正豪！仇不报，恨不消！
群策群力团结牢！拼将头颅为国抛！
拼将头颅为国抛！”
……
浙江省西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，伴随着一曲自从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就唱红了大江南北的《抗敌歌》，一支风尘仆仆、衣衫褴褛的军队，正在坎坷崎岖的山路之间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。他们身上披着御寒的大衣不仅式样颜色五花八门，而且上面满是血迹、焦痕和破口，充分显示出了这一路上的艰辛与征尘。
十二月初的江南，虽然不比大雪漫天的东北和华北，但也已经很冷了。一片阴寒刺骨的山雾之中，这些身穿带着红领章的灰军服，头戴灰色八角帽，上面有布质红五角星的士兵，全都被冻得直哆嗦，只得一边在山路上小步慢跑着，一边从衣服内层摸出被体温捂得稍微有点软的杂粮饼，塞进嘴里慢慢咀嚼。
——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，一支“孤军转战东南三千里”的英雄部队。
红十九师的前身。是活跃于福建战场的红七军团。
早在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之前，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经过反复酝酿，就决定派遣一支部队深入敌后。向浙闽皖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。其战略意图是将反“围剿”战争扩展到国民党统治腹地。
这样一来，就可以调动和牵制一部分国民党军队，缓解和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，为中央红军的长征创造有利条件……但很显然，这也是一项极为危险的重任。
——提一旅孤军挺进国民党统治的腹地，毫无疑问将付出极为重大的牺牲，承受无数艰难困苦的考验。
因此。在今年7月，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（内部保持军团编制），打着抗日救亡的旗号。向敌后进行战略转移……总的来说，这是一支投出去问路的军队，是一支一石三鸟的队伍。这支部队是否能够在敌后取得作战成功，关系着一个酝酿已久的大计划——红军大部队的长征。
于是。正在东线征战的红七军团。于1934年7月初从福建连城奉命赶回瑞金，准备北上。
当时红七军团的军团长是寻淮洲，军团政委乐少华，军团参谋长粟裕，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。总的来说，这是一支富有实战经验的精干部队，但在东线的屡次血战之后，军团兵力损失惨重。当时已经仅剩下四千余人，而且武器装备严重不足。有一部分战士甚至没有步枪，只得用红缨枪来凑合……
可尽管如此，处境艰难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，还是给这支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：最大限度地在福建、浙江开展游击战争，创造游击区域，在闽浙皖赣建立新的根据地；开展反日运动；深入敌人远后方去消灭敌人单干部队，破坏杭州至江山的铁路与公路运输线，吸引“围剿”中央苏区的一部分敌军回援其后方。
为了执行新的艰巨任务，红七军团在瑞金经过短暂的休整，突击补充两千多名新战士之后，就携带五百多担抗日宣传品以及一些炊事用具，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“搬家大军”挥师北上，挺进闽浙皖赣边区—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抗日先遣队的这次行动，也是对几个月后主力红军西征的一次预演。
于是，中央红军主力日后在长征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麻烦，被“投石问路”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，几乎是一个不落地统统提前体验了一遍，而且实际形势还要更加的恶劣和严峻！
——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，反革命势力的社会基础雄厚，保安团的数量众多，保甲制度也较为严密，交通与通讯又很捷便，所以敌人在浙江总是能及时掌握红军的行动情况，从各方面调动部队围击红军。抗日先遣队却只能机械地按照中革军委规定的时间、地点、路线、里程慢慢地走，差不多天天要打掩护仗、遭遇仗。虽然因为浙江保安团的战斗力极差，红军取得了不少战术性的胜利，但整个处境却越来越被动了。
而且，对于红军指战员来说，因为在浙江战场没有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为依托，有时即使有了战机，大一些的仗也不敢打——浙江省到处是反动统治势力，几乎没有群众基础，一仗打下来，出现的伤员根本无法就地安置。而抬着伤员行军打仗，则是非常困难的。一个伤员要两个战士抬，还要一个战士替换，长距离抬下去，就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。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伤病员丢了，那是革命军队所绝对不能允许的。
尽管处境十分不利，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广大指战员们，依然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，排除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，在浙江战场上连续行军作战，不断深入敌人腹心，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截击，追击和“围剿”，打了一些胜仗，粉碎了敌人消灭这支红军的企图。
除此之外，他们在沿途还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，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，在崖石上、墙壁上、电线杆上刷写“抗日反蒋”、“红军是抗日的队伍”、“打土豪。分田地”、“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”等标语，散发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》等宣传品，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。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……从政治上呼应中央红军长征，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。部队虽然战斗和非战斗减员较大，但沿途陆续给各游击区留下了一千多名军事骨干力量，作为发展红色政权的种子……
就这样，寻淮洲和粟裕带着这支仅有几千人的小部队，前后转战闽、浙、赣、皖四省的几十个县镇，拖着十多万国民党围剿部队到处兜圈子。历时近四个月，行程一千六百多公里，最后终于甩掉了追兵。突破了封锁线，胜利抵达江西东北部的闽浙赣苏区，与方志敏同志领导的地方红军会合。
接下来，鉴于红七军团已经打得只剩下了三千多人。无法再维持军团的建制。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跟方志敏的部队合编，成立红军第十军团，红七军团改编为红十九师，寻淮洲任师长，粟裕任军团参谋长。
同时，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西渡湘江，中革军委又命令红十军团立即再次出击敌后，以运动战消灭敌人。创造皖浙边苏区，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嫡系兵力。并且特意强调：“行动须迅速。不宜再迟延。”
因此，红十九师只得不顾长途跋涉的疲惫，于十一月十八日再次踏上征途，先是在浙江边境击溃了国民党浙江保安纵队副指挥蒋志英的两个团，打得蒋志英负伤败退常山，红十九师因此缴获颇多。
接着，红十九师利用强行军甩开追兵，途径衢县上方镇，北渡新安江，进抵桐庐地区，并且在转山浦设伏，击溃了国民党补充一旅王耀武部的一支小分队，但也暴露了自己的行踪……师长寻淮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进一步挥师逼近昌化、临安，打到距离杭州不过一百公里的地方，深深震动了浙江省会杭州。
但是，不管是实际指挥这支英雄部队的寻淮洲师长，还是刚刚脱离了红十军团总部，赶来前线督战的粟裕参谋长，都明白他们的部队已经打到极限了，实在是没有余力继续向杭州挺进——因为省城杭州遭到威胁，国民党四十九师、浙江保安第一、第二纵队以及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主力，正仿佛被狠狠抽了一鞭子似的，拼命从几个方向加紧对红十九师的追击和围剿，企图切断红军的前进道路，进行包围和歼灭。
对于势单力薄的红十军团来说，一百多公里之外的杭州，看似近在咫尺，其实却远在天边。如果不顾一切地继续进军，即使能够侥幸地杀到杭州城下，接下来也肯定会被数倍于己的敌军围歼。
偏偏远在千里之外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，一方面在电报中措辞强硬，完全不顾红十军团的艰难处境，不断下达各种硬性指示，容不得半点打折扣；一方面却又朝令夕改，一会儿一个主意——有时候要求红十军团打大仗，向大城市进军，调动敌人，给中央红军减轻压力；有时候却命令红十军团保存实力，尽量在敌人势力薄弱的地方建立稳固根据地……弄得红十军团一时间无所适从，连下一步该如何走都是吵成一片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“……俗话说，有多大的胃口，吃多少饭！我们红十九师号称是一个师，实际上才三千人，甚至还不如王耀武的一个旅！整个军团也才一万人。中央竟然想要我们凭着这点兵力去打杭州，简直是异想天开！”
昌化县远郊山区，突起在蜿蜒山路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，粟裕参谋长展开了一张从保安团那边缴获的浙江地图，跟寻淮洲师长商量着下一步的作战方略，同时也发泄着对于中央某些不合理指示的牢骚。
“……现在因为我们身处于交通不便的浙西北山区，敌人难以利用公路和铁路运动部队，兵力调度较为迟缓，这才让我们进逼到了距离杭州不远的地方……但这不等于我们可以随意跳出山区，到杭嘉湖平原上跟国民党反动派硬碰硬！就算浙江保安团的战斗力再差。蚊子多了也能咬死大象！更何况，国民党如今派来对付咱们的围剿部队，可不仅仅是那些废物保安团。还有四十九师和补充第一旅这样的硬骨头！”
说到这里，粟裕忍不住就是摇头一阵哀叹，“……以红十军团眼下总计不过一万多人的兵力，充其量也就能陪着他们在山沟沟里玩捉迷藏而已，真要是打一场正面作战，这两根硬骨头不管哪一根都很难啃啊！”
“……是啊！粟裕同志，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。蒋介石的老巢，反动势力十分强大。虽然在几年前曾经有过一波红色浪潮，但目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都已经被破坏。更没有红色根据地或游击区域作为我们的依托……不过，我们也不能只从悲观的角度看问题，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同样是有革命传统的，在大革命时期就受过不少影响。浙江有些地域的地形条件。对我军作战也很有利。而且这一地区相对富庶。我军筹集军粮、军饷和服被比较容易。总之，我们并不是一定无法在浙江省立脚生根……”
寻淮洲则是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浙江战场的特殊性，“……从全局来看，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虽已丧失，但是国民党的主力正被我主力红军吸引于湖南地区，那里是目前的全国主战场，相对地说来，浙江的敌人比较空虚。而且，如果在浙西立足。我们可以同坚持在南方的几个老苏区互相配合，互相支援……”
“……但这需要我们把队伍分散开来打游击，把正规红军重新变成游击队！”粟裕烦躁地脱下了自己的军帽，狠狠地摔在军事地图上，“……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和决心，不能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，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，把正规战变成游击战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在浙江立脚生根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！”
话虽这么说，但两人似乎都下不了这个决心——这么搞的话，很容易会被上纲上线到“政治错误”的！
当然，鉴于如今面临严重敌情，红军貌似节节胜利、威震敌胆，其实却是处境危殆。为了避免全军覆灭之祸，他们之前也早已决定不顾中革军委的一再责令，放弃继续挺进沪宁杭的军事冒险，掉头转回皖南山区……至少在“昌化暴乱”的消息传来，王耀武的追击部队从身后消失之前，他们还是这样想的。
因此，即使在得到了“昌化暴乱”的模糊情报，并且发现追在身后的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已经被引走，暂时脱离了危险之后，自知势单力孤、打不起消耗战的粟裕和寻淮洲，也没有冒冒失失地带着红十九师赶过去跟“昌化县城的同志们”会合，而是在县城西南方三十多公里外的瑶山乡一带休整和观望。
——以红十九师的单薄兵力，是没办法离开崇山峻岭的遮蔽，在平地上正面硬撼王耀武的补充一旅的。
所以，对于昌化县城里那些即将被王耀武剿杀的“暴动群众”，如今处境同样危如累卵的粟裕和寻淮洲，除了对他们报以同情之外，也只能派出少量哨兵去打探消息，看看能不能救一些人出来。
“……说起来，在昌化那边搞暴动的同志，到底是怎么弄的？居然把声势搞得那么夸张？”
提起这事，寻淮洲的嘴角就忍不住流露出一丝笑意，“……以讹传讹地到了我们的耳朵里，居然变成苏联人派出铁甲车队和飞机来中国闹革命了！这样的荒唐事，我简直都不敢往中央上报，免得挨批！”
“……谁晓得呢？乡下传言总是不怎么可信的。”粟裕无奈地耸了耸肩，“……听说当年张勋复辟的时候，乡下也有人说什么‘张大帅派十万天兵天将，扶起皇上坐龙庭了’，一些人甚至被吓得重新留起了辫子……更别提咱们苏区的那些领导们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上都被‘击毙’多少次了？毛.主席还开玩笑说，他若是每在报纸上被‘击毙’一次，就办一回活丧的话，光是靠收白包就能变成大富翁了！”
“……呵呵呵，粟裕同志，你这张嘴还真是……谁都敢拿来开玩笑啊！以后只怕是要吃亏在这上面！”
寻淮洲笑着摇了摇头，“……还是等侦察员回来再说这事吧！我们先去吃晚饭！今天有蘑菇、竹笋和咸菜煮的汤，还有香喷喷的大米饭管够！要是炊事员还能买几口猪回来，咱们就可以好好打一顿牙祭了！”
“……是么？那可就太好了！哎，浙江这里的敌情确实严峻，但毕竟是比较容易吃上饱饭啊……”
—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红军的处境困难，但是官兵在待遇上同甘共苦。从军长到伙夫，除粮食外，每人每天一律只有5分钱的油盐菜柴钱，党政人员也和部队一起吃大锅饭。可即便如此，由于常年遭到围剿，中央苏区的粮食供应依然很困难。红军经常不得不从每日三餐改为每天两顿，还要上山挖竹笋、下田逮泥鳅、入河摸螺蛳，权且当菜。有时候甚至连米饭都吃不上，仅能以南瓜充饥，用没有油盐的野菜佐餐。
至于红军的津贴，则是要等到打了土豪、筹到款之后才可能有。若是筹款筹得多，有时还可以给官兵发一点零用钱，最多的时候，每人一次可以发到四五元，这样大家就可以剃头，买牙刷、买肥皂了，而且还可找机会吃一顿美餐，改善一下生活……但更多的情况是连续好几个月不发钱。
因此，即使仅仅是冲着“地方上较为富庶”这一条，红十军团也实在是很希望能够在江浙地区坚持下去……要知道，每年要吃十个月的红薯和南瓜，见不到一粒米的痛苦，可不是现代人能够想象出来的……(未完待续。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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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疆土被焚焦，须奋起大众合力将国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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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
浙江省西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，伴随着一曲自从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就唱红了大江南北的《抗敌歌》，一支风尘仆仆、衣衫褴褛的军队，正在坎坷崎岖的山路之间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。他们身上披着御寒的大衣不仅式样颜色五花八门，而且上面满是血迹、焦痕和破口，充分显示出了这一路上的艰辛与征尘。
十二月初的江南，虽然不比大雪漫天的东北和华北，但也已经很冷了。一片阴寒刺骨的山雾之中，这些身穿带着红领章的灰军服，头戴灰色八角帽，上面有布质红五角星的士兵，全都被冻得直哆嗦，只得一边在山路上小步慢跑着，一边从衣服内层摸出被体温捂得稍微有点软的杂粮饼，塞进嘴里慢慢咀嚼。
——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十九师，一支“孤军转战东南三千里”的英雄部队。
红十九师的前身。是活跃于福建战场的红七军团。
早在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之前，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经过反复酝酿，就决定派遣一支部队深入敌后。向浙闽皖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。其战略意图是将反“围剿”战争扩展到国民党统治腹地。
这样一来，就可以调动和牵制一部分国民党军队，缓解和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，为中央红军的长征创造有利条件……但很显然，这也是一项极为危险的重任。
——提一旅孤军挺进国民党统治的腹地，毫无疑问将付出极为重大的牺牲，承受无数艰难困苦的考验。
因此。在今年7月，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（内部保持军团编制），打着抗日救亡的旗号。向敌后进行战略转移……总的来说，这是一支投出去问路的军队，是一支一石三鸟的队伍。这支部队是否能够在敌后取得作战成功，关系着一个酝酿已久的大计划——红军大部队的长征。
于是。正在东线征战的红七军团。于1934年7月初从福建连城奉命赶回瑞金，准备北上。
当时红七军团的军团长是寻淮洲，军团政委乐少华，军团参谋长粟裕，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。总的来说，这是一支富有实战经验的精干部队，但在东线的屡次血战之后，军团兵力损失惨重。当时已经仅剩下四千余人，而且武器装备严重不足。有一部分战士甚至没有步枪，只得用红缨枪来凑合……
可尽管如此，处境艰难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，还是给这支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：最大限度地在福建、浙江开展游击战争，创造游击区域，在闽浙皖赣建立新的根据地；开展反日运动；深入敌人远后方去消灭敌人单干部队，破坏杭州至江山的铁路与公路运输线，吸引“围剿”中央苏区的一部分敌军回援其后方。
为了执行新的艰巨任务，红七军团在瑞金经过短暂的休整，突击补充两千多名新战士之后，就携带五百多担抗日宣传品以及一些炊事用具，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“搬家大军”挥师北上，挺进闽浙皖赣边区—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抗日先遣队的这次行动，也是对几个月后主力红军西征的一次预演。
于是，中央红军主力日后在长征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麻烦，被“投石问路”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，几乎是一个不落地统统提前体验了一遍，而且实际形势还要更加的恶劣和严峻！
——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，反革命势力的社会基础雄厚，保安团的数量众多，保甲制度也较为严密，交通与通讯又很捷便，所以敌人在浙江总是能及时掌握红军的行动情况，从各方面调动部队围击红军。抗日先遣队却只能机械地按照中革军委规定的时间、地点、路线、里程慢慢地走，差不多天天要打掩护仗、遭遇仗。虽然因为浙江保安团的战斗力极差，红军取得了不少战术性的胜利，但整个处境却越来越被动了。
而且，对于红军指战员来说，因为在浙江战场没有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为依托，有时即使有了战机，大一些的仗也不敢打——浙江省到处是反动统治势力，几乎没有群众基础，一仗打下来，出现的伤员根本无法就地安置。而抬着伤员行军打仗，则是非常困难的。一个伤员要两个战士抬，还要一个战士替换，长距离抬下去，就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。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伤病员丢了，那是革命军队所绝对不能允许的。
尽管处境十分不利，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广大指战员们，依然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，排除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，在浙江战场上连续行军作战，不断深入敌人腹心，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截击，追击和“围剿”，打了一些胜仗，粉碎了敌人消灭这支红军的企图。
除此之外，他们在沿途还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，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，在崖石上、墙壁上、电线杆上刷写“抗日反蒋”、“红军是抗日的队伍”、“打土豪。分田地”、“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”等标语，散发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》等宣传品，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。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……从政治上呼应中央红军长征，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。部队虽然战斗和非战斗减员较大，但沿途陆续给各游击区留下了一千多名军事骨干力量，作为发展红色政权的种子……
就这样，寻淮洲和粟裕带着这支仅有几千人的小部队，前后转战闽、浙、赣、皖四省的几十个县镇，拖着十多万国民党围剿部队到处兜圈子。历时近四个月，行程一千六百多公里，最后终于甩掉了追兵。突破了封锁线，胜利抵达江西东北部的闽浙赣苏区，与方志敏同志领导的地方红军会合。
接下来，鉴于红七军团已经打得只剩下了三千多人。无法再维持军团的建制。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跟方志敏的部队合编，成立红军第十军团，红七军团改编为红十九师，寻淮洲任师长，粟裕任军团参谋长。
同时，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西渡湘江，中革军委又命令红十军团立即再次出击敌后，以运动战消灭敌人。创造皖浙边苏区，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嫡系兵力。并且特意强调：“行动须迅速。不宜再迟延。”
因此，红十九师只得不顾长途跋涉的疲惫，于十一月十八日再次踏上征途，先是在浙江边境击溃了国民党浙江保安纵队副指挥蒋志英的两个团，打得蒋志英负伤败退常山，红十九师因此缴获颇多。
接着，红十九师利用强行军甩开追兵，途径衢县上方镇，北渡新安江，进抵桐庐地区，并且在转山浦设伏，击溃了国民党补充一旅王耀武部的一支小分队，但也暴露了自己的行踪……师长寻淮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进一步挥师逼近昌化、临安，打到距离杭州不过一百公里的地方，深深震动了浙江省会杭州。
但是，不管是实际指挥这支英雄部队的寻淮洲师长，还是刚刚脱离了红十军团总部，赶来前线督战的粟裕参谋长，都明白他们的部队已经打到极限了，实在是没有余力继续向杭州挺进——因为省城杭州遭到威胁，国民党四十九师、浙江保安第一、第二纵队以及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主力，正仿佛被狠狠抽了一鞭子似的，拼命从几个方向加紧对红十九师的追击和围剿，企图切断红军的前进道路，进行包围和歼灭。
对于势单力薄的红十军团来说，一百多公里之外的杭州，看似近在咫尺，其实却远在天边。如果不顾一切地继续进军，即使能够侥幸地杀到杭州城下，接下来也肯定会被数倍于己的敌军围歼。
偏偏远在千里之外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，一方面在电报中措辞强硬，完全不顾红十军团的艰难处境，不断下达各种硬性指示，容不得半点打折扣；一方面却又朝令夕改，一会儿一个主意——有时候要求红十军团打大仗，向大城市进军，调动敌人，给中央红军减轻压力；有时候却命令红十军团保存实力，尽量在敌人势力薄弱的地方建立稳固根据地……弄得红十军团一时间无所适从，连下一步该如何走都是吵成一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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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……俗话说，有多大的胃口，吃多少饭！我们红十九师号称是一个师，实际上才三千人，甚至还不如王耀武的一个旅！整个军团也才一万人。中央竟然想要我们凭着这点兵力去打杭州，简直是异想天开！”
昌化县远郊山区，突起在蜿蜒山路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，粟裕参谋长展开了一张从保安团那边缴获的浙江地图，跟寻淮洲师长商量着下一步的作战方略，同时也发泄着对于中央某些不合理指示的牢骚。
“……现在因为我们身处于交通不便的浙西北山区，敌人难以利用公路和铁路运动部队，兵力调度较为迟缓，这才让我们进逼到了距离杭州不远的地方……但这不等于我们可以随意跳出山区，到杭嘉湖平原上跟国民党反动派硬碰硬！就算浙江保安团的战斗力再差。蚊子多了也能咬死大象！更何况，国民党如今派来对付咱们的围剿部队，可不仅仅是那些废物保安团。还有四十九师和补充第一旅这样的硬骨头！”
说到这里，粟裕忍不住就是摇头一阵哀叹，“……以红十军团眼下总计不过一万多人的兵力，充其量也就能陪着他们在山沟沟里玩捉迷藏而已，真要是打一场正面作战，这两根硬骨头不管哪一根都很难啃啊！”
“……是啊！粟裕同志，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。蒋介石的老巢，反动势力十分强大。虽然在几年前曾经有过一波红色浪潮，但目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都已经被破坏。更没有红色根据地或游击区域作为我们的依托……不过，我们也不能只从悲观的角度看问题，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同样是有革命传统的，在大革命时期就受过不少影响。浙江有些地域的地形条件。对我军作战也很有利。而且这一地区相对富庶。我军筹集军粮、军饷和服被比较容易。总之，我们并不是一定无法在浙江省立脚生根……”
寻淮洲则是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浙江战场的特殊性，“……从全局来看，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虽已丧失，但是国民党的主力正被我主力红军吸引于湖南地区，那里是目前的全国主战场，相对地说来，浙江的敌人比较空虚。而且，如果在浙西立足。我们可以同坚持在南方的几个老苏区互相配合，互相支援……”
“……但这需要我们把队伍分散开来打游击，把正规红军重新变成游击队！”粟裕烦躁地脱下了自己的军帽，狠狠地摔在军事地图上，“……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和决心，不能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，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，把正规战变成游击战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在浙江立脚生根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！”
话虽这么说，但两人似乎都下不了这个决心——这么搞的话，很容易会被上纲上线到“政治错误”的！
当然，鉴于如今面临严重敌情，红军貌似节节胜利、威震敌胆，其实却是处境危殆。为了避免全军覆灭之祸，他们之前也早已决定不顾中革军委的一再责令，放弃继续挺进沪宁杭的军事冒险，掉头转回皖南山区……至少在“昌化暴乱”的消息传来，王耀武的追击部队从身后消失之前，他们还是这样想的。
因此，即使在得到了“昌化暴乱”的模糊情报，并且发现追在身后的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已经被引走，暂时脱离了危险之后，自知势单力孤、打不起消耗战的粟裕和寻淮洲，也没有冒冒失失地带着红十九师赶过去跟“昌化县城的同志们”会合，而是在县城西南方三十多公里外的瑶山乡一带休整和观望。
——以红十九师的单薄兵力，是没办法离开崇山峻岭的遮蔽，在平地上正面硬撼王耀武的补充一旅的。
所以，对于昌化县城里那些即将被王耀武剿杀的“暴动群众”，如今处境同样危如累卵的粟裕和寻淮洲，除了对他们报以同情之外，也只能派出少量哨兵去打探消息，看看能不能救一些人出来。
“……说起来，在昌化那边搞暴动的同志，到底是怎么弄的？居然把声势搞得那么夸张？”
提起这事，寻淮洲的嘴角就忍不住流露出一丝笑意，“……以讹传讹地到了我们的耳朵里，居然变成苏联人派出铁甲车队和飞机来中国闹革命了！这样的荒唐事，我简直都不敢往中央上报，免得挨批！”
“……谁晓得呢？乡下传言总是不怎么可信的。”粟裕无奈地耸了耸肩，“……听说当年张勋复辟的时候，乡下也有人说什么‘张大帅派十万天兵天将，扶起皇上坐龙庭了’，一些人甚至被吓得重新留起了辫子……更别提咱们苏区的那些领导们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上都被‘击毙’多少次了？毛.主席还开玩笑说，他若是每在报纸上被‘击毙’一次，就办一回活丧的话，光是靠收白包就能变成大富翁了！”
“……呵呵呵，粟裕同志，你这张嘴还真是……谁都敢拿来开玩笑啊！以后只怕是要吃亏在这上面！”
寻淮洲笑着摇了摇头，“……还是等侦察员回来再说这事吧！我们先去吃晚饭！今天有蘑菇、竹笋和咸菜煮的汤，还有香喷喷的大米饭管够！要是炊事员还能买几口猪回来，咱们就可以好好打一顿牙祭了！”
“……是么？那可就太好了！哎，浙江这里的敌情确实严峻，但毕竟是比较容易吃上饱饭啊……”
—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红军的处境困难，但是官兵在待遇上同甘共苦。从军长到伙夫，除粮食外，每人每天一律只有5分钱的油盐菜柴钱，党政人员也和部队一起吃大锅饭。可即便如此，由于常年遭到围剿，中央苏区的粮食供应依然很困难。红军经常不得不从每日三餐改为每天两顿，还要上山挖竹笋、下田逮泥鳅、入河摸螺蛳，权且当菜。有时候甚至连米饭都吃不上，仅能以南瓜充饥，用没有油盐的野菜佐餐。
至于红军的津贴，则是要等到打了土豪、筹到款之后才可能有。若是筹款筹得多，有时还可以给官兵发一点零用钱，最多的时候，每人一次可以发到四五元，这样大家就可以剃头，买牙刷、买肥皂了，而且还可找机会吃一顿美餐，改善一下生活……但更多的情况是连续好几个月不发钱。
因此，即使仅仅是冲着“地方上较为富庶”这一条，红十军团也实在是很希望能够在江浙地区坚持下去……要知道，每年要吃十个月的红薯和南瓜，见不到一粒米的痛苦，可不是现代人能够想象出来的……(未完待续。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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